中国未来十年的三大紧迫事

中国未来十年的三大紧迫事

在这三个方向上，决策者，需要当机立断；实践者，实在事不宜迟。中国当前面临三个紧迫问题：应对人口向城市迁徙、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对制度转型的迫切需求。与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中国的劳动力问题。

中国当前面临三个紧迫问题：应对人口向城市迁徙、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对制度转型的迫切需求。与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中国的劳动力问题。

之前的改革可以部分依靠低成本来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即使改革红利并没有被公平分享，但借助广袤的领土，中国依旧实现了“用空间换时间”，通过各地不同的地方实验，为紧迫的改革赢得了时间，从而实现了依靠试点改革逐步推广的“渐进改革”，部分缓解了“城市化、老龄化和制度转型”带来的压力。

但这一切已经在改变，“廉价劳动力”即将成为历史。这一来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放缓，一边是出生率增长放缓，另一边是老年人增多；二来意味着劳动力价格将面临很大的上涨压力。

由于这种转变是全局性的，因此很难继续通过“用空间换时间”的方式来继续推行“渐进改革”。也就是说，中国即将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那么将要如何应对由“城市化、老龄化和制度转型”带来的挑战呢？

就目前的城市化问题而言，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能进一步释放的经济潜力。就人口老龄化问题而言，计划生育恶化了这一趋势，同时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供给。就制度转型问题而言，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流动不自由、劳动力成本又持续上升，都迫切要求实行制度改革来应对这些长期的全局性挑战。

一方面当然还是要在量上做文章，对应需要改变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即便放弃目前讨论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走全面改革计划生育政策的道路，恐怕也很难扭转劳动力供应放缓的趋势。理由是经济发展提高了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趋势也说明了这一点。而计划生育政策则恶化了这一趋势，所以亟待全面改革。

另一方面则要提升劳动力素质，尤其是要提高人力资本。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唯有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释放出的力量最大。典型的例子是企业家精神的释放，能带动巨大创新，从而产生“创造性破坏”，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制度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人才。尽管技术进步也会推动制度转型，但技术进步的关键最后也是要落实到人。

尽管没有短期速效的解决方案，但尽快移除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改善人口结构以缓和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提高人口素质，是无可争议的改革方向。

在这三个方向上有一些已经见效的措施，应尽快扩大范围、加大力度，例如同一地区城乡户籍的统一并逐步与福利脱钩、扩大“二胎”政策的范围并最终全面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此，决策者，需要当机立断；实践者，实在事不宜迟。

中国经济活动将迎来重要转折

中国经济的前景看起来正在变得愈加光明。

中国制造业活跃程度加速的消息已经使得很多分析师认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正在重新获得动力。与此同时，未来人民币汇率面临的上行压力可能将会减弱。

根据瑞士信贷集团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其领先指标已经呈现出经济活动将取得改善的迹象。

中国政府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益于新订单数量的增长，制造业在5月出现了五个月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当月的指数是50.8点，好于50.4点的4月值，也超过了50.6点的市场预期。

另一方面， 汇丰6月3日公布中国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49.4，高于4月终值48.1，但较初值49.7下修。

PMI高于50表示制造业在扩张，低于50则表明制造业萎缩；它是一个建基于五个单项指标的综合指数。

该指数暗示制造业萎缩步伐为四个月最小，但年内迄今一直位于荣枯线下方的萎缩区域。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5月PMI终值证实经济正在企稳，但要说触底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疲软的情况下。

麦格理私人财富的部门主管马丁-拉考斯(Martin Lakos)在接受CNBC的访问时说，中国似乎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们还是认为，第三或者第四季度的时候，我们会见证7.7%的季度增长，让年均值达到7.4%到7.5%之间，这也正是当局所希望达到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十大怪”

北京时间4月1日下午消息，英国《经济学人》近期文章指出中国经济的十大特色，具体如下。

1、中国是规模非常之大的经济体，GDP全球排名第二，但却不富裕，人均GDP全球排在80多位，落后于巴西、墨西哥和博兹瓦纳。

2、过去五年中有四年，净出口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贡献最大。

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十大怪　　3、中国家庭消费2012年占GDP的36%，位居世界最低国家之列，但名义消费增长率高达12.7%，位居全球前列。

4、中国投资率处于历史上最高水平之一，2012年投资占到GDP的48%，但中国劳动者2011年的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不到5.8万美元，远低于全球8.2万美元的平均水平。

(purchasing power parity就是“购买力平价”，简写为PPP。购买力平价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

5、中国信贷飙升，但通胀仍较低。通常快速信贷增长将推高通胀率，恶化竞争力和贸易赤字。

6、中国储蓄过度、借贷过度。中国储蓄率超过GDP的50%，国内贷款超过GDP的180%。

7、银行给储户极低的利率，但这却鼓励了人们储蓄，而非反之。

8、全球大部分央行已经放开了存款利率，但中国还没有。大部分央行寻求稳定银行间利率，中国则不然。因此中国银行遭遇“钱荒”。

9、中国农民工住在拥挤的宿舍中，而同时有那么多空置的楼房。房主将房产视为价值储备工具而不是用来出租。

10、供给过度的迹象，如住房，让看空中国者兴奋，因为他们看到了生产能力过剩；而稀缺的迹象让看多者振奋，因为生产能力不足留下了投资驱动增长的更多空间。

瑞信董事陶冬：中国经济触底回升

瑞士信贷编制的李克强经济动能指数显示，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已开始触底回升。

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十分疲弱，环比折年率增长仅有5.7%。反腐运动高唱入云，许多国企和政府机构停止发放奖金和免费提供给员工的年货，令农历新年前的零售增长甚至差过金融海啸的时候，这个季节性的零售下挫在第二季度已经消失。同时，汽车和电子消费品销售走强，网上消费十分旺畅，持续已久的去库存似乎有转势的苗头。政府尽管没有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针对个别领域的点刺激措施还是对需求有所拉动，而中国人民银行定向地释放流动性，对舒缓市场流动性短缺亦有帮助。在出口领域，随着美国从极端气候所带来的超级悲观情绪中摆脱出来，海外订单也趋向正常。以上几个好转因素，没有一个十分强劲，但是对于疲弱不堪的增长与需求却是强心针。

笔者估计，目前经济增长介乎6.7-7%，比起第一季度的5.7%和我们之前估测的第二季度6.2-6.4%的增速，改善比较明显。　　但是目前的增长速度，比起政府7.5%左右的增长目标尚有一段差距。更重要的是，投资仍未见起色。地方政府受到资金压力和反腐败的双重压力，在基础建设上热情不高，“不作为”现象严重。同时，房地产市场气氛逆转，成交量急跌，开发商买地和建筑均变得审慎，不仅拖累固定资产投资，甚至为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

对于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经济陷入目前的困境，核心原因是民间投资意愿严重不足，其背后是制造业几乎变得无利可图。想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打破垄断，将有利可图的行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向民营资本开放。同时，必须重新评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令增长变得可持续，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和人民长远利益为代价。笔者看来，这些比短期的增长速度更重要。

不过，在全球资金对中国一片悲观之时，经济出现触底的迹象，也算是一个久违的好消息。

社科院何帆：中国经济“永恒的三角”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者何帆认为，经济学，说到深处，讲的是选择。你不能什么好处全都占尽。

在国际经济学里，有一个“三难选择”，有时候又被叫做“永恒的三角”。这个“三难选择”讲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只能在宏观政策自主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之间选择两个，同时放弃第三个。

比如，你可以选择宏观政策自主性和资本自由流动，那你就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或者，你可以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那就像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一样，放弃了自己的货币政策；或者，你可以选择宏观政策自主性和汇率稳定，那你就要加强资本管制，不要天天想着开放资本账户。

经济学，说到深处，讲的是选择。你不能什么好处全都占尽。

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另一个“三难选择”。政府遇到三个严峻的挑战。一是要保增长，不能出现经济硬着陆，否则全盘皆输。二是要保就业，同时改善民生，否则执政的合法性都会受到影响。三是要防范金融风险，否则金融危机一爆发，势如野火燎原，无可阻挡。这三个目标都很重要，但彼此之间却相互冲突。

如果要保增长，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急转直下，正是由于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政策，才避免了一次经济危机。

2009年中国继续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且是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

2010到2011年大规模刺激政策有所收敛，因为通货膨胀压力开始出现。

到2012年，货币当局其实对影子银行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而这也是一种刺激政策。

但是，如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会影响到就业。四万亿刺激政策主要投向基础设施、一些所谓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以及房地产。但这些部门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让它们烧钱可以，但创造就业，就勉为其难了。

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会导致信贷急剧膨胀，金融风险随之而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均在去杠杆化，唯独中国在加杠杆。如同有地心引力的作用一样，窜上去的都是要跌下来的，中国现在也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去杠杆化。

如果想要创造就业，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经济结构，鼓励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远远高出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如果在中国过去的产业结构条件下，GDP增长率必须达到8%或9%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那么，如果服务业的潜力被释放出来，我们可能只需要7%的经济增长率，就可以创造出比过去更多的就业岗位。

实事求是地说，就业并非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业形势仍然很好，而这也正是政府能够容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农民工的就业市场上仍然是求大于供，到处都是“民工荒”。所谓大学生就业难，其实是说大学生找不到好的工作，不是说他们找不到工作。但这一切很可能只是幻象。

西班牙可为殷鉴。在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西班牙曾经贡献了欧洲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但西班牙的经济繁荣靠的是房地产行业。西班牙几乎成了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在繁荣时期，失业率奇低。但这其实是不正常的。

很多不应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早早就上班挣钱了。一旦金融危机爆发，经济低迷不振，失业率一下子急剧攀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机会窗口并不多了，我们必须赶在形势逆转之前，为未来的就业问题打好基础。但是，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增长率。一般而言，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要快于服务业。你买的手机或电脑，半年或一年就已经有新款出来了。你们家雇的保姆，能够一年或半年就更新一次？制造业更像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服务业则像是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

在新凯恩斯经济学的模型中，垄断竞争均衡条件下的产出会低于完全竞争均衡。所以，一个推论是，随着中国结构转型的成功，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不是会提高，而是会进一步下降。

这也会对金融稳定带来影响，如果经济增长率放缓，企业的融资需求就会下降，银行也会更加审慎，可以想象，这将带来进一步的去杠杆化压力，我们将经历一个漫长的熊市。

如果要防范金融风险，那么就应该减缓信贷的扩张速度，加强对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的监管。随着不断出现的信托产品违约、某些区域的楼市下跌等坏消息，金融市场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范金融风险当然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但这一刀砍下去之前，怕是要再三思而后行。过于激进的金融改革，很可能会伤及实体经济。　　一则影子银行的很多融资实际是为企业运转提供的服务，卡得太死，企业连活命的钱都没有了。二则金融市场上会出现“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坐在房顶上大声喊“房子着火了”，大家可能就全都跑得远远的，真是着火了，找个救火的人都找不着。一旦经济增长停滞，就业压力也会如影随形，不期而至。

如何做出选择，考验的是智慧。中国的“三难选择”和开放条件下的“三难选择”有所不同。

坏消息是，在中国的“三难选择”中，政府选择任何一个目标，都有可能会和其他两个目标发生冲突。好消息是，中国的“三难选择”中，这三个目标并非完全水火不容，如果处理得好，也可能会互相兼容。求解中国的“三难选择”，恐怕得借鉴中医的思路，阴阳相济、表里兼顾。

由于改革期间各种内外冲击会更加频繁，那种全面铺开、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并不可取。由于三个目标不能兼得，政府必须对政策目标有所排序。

首先，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保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稳定增长是最为重要的，因此，需要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政府绝不能畏首畏尾，作壁上观。

其次，就业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棘手，政府应未雨绸缪，早作预案。最后，金融改革当然很重要，但始终要服从于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死掉了，留下来一个干干净净的金融体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在调制这副“政策中药”的时候，可能还需要适当的“药引”。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集中精力、分步推进的局部市场化改革最容易取得成效。我们相信，医疗卫生行业改革具备重大改革红利，很可能就是中国深化改革的“药引”。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发展医疗卫生行业，有助于拉动投资，扩大消费，稳定增长。从创造就业的角度来看，医疗卫生行业蕴藏着巨大的就业机会。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的人均医护人员和相关健康护理人员的比重远低于世界标准，其中蕴涵着数以百万计的新增就业机会

。从赢得民众对改革支持的角度来看，医疗卫生行业改革能够显著改善民生、广受欢迎。从改革的难度来看，开放和改革医疗卫生行业，所面对的阻力远远比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甚至教育改革要小。如果说一届政府至少要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请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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